中央红军有准备的选择
1933年10月，国民党纠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在战争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全线出击，使中央红军陷入被动局面。到了1934年4月至5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中央根据地南北门户大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以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为目的的战略转移，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战略转移计划，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答复后，成立了“三人团”，准备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我军与粤军陈济棠举行过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借道”协议，我军如果经过，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的封锁线。确定主力突围转移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最终将突围转移地点选在了于都。
总的、最后的出发地为什么会选择于都呢？当时，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东线，敌东路军威逼中央根据地的东方门户福建长汀；北线，敌北路军集中兵力加紧“围剿”,逐渐推进至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瑞金已成为敌重点监视地域，红军主力根本无法在这些县份集结；南线，我军与粤军陈济棠举行过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借道”协议，我军如果经过，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西线，有大山和隘口阻隔，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于是，中革军委将突破点选择在信丰、安远之间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上，于都进入了决策视野。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选择于都，是经过了长时间充分考虑的，是一次有准备的慎重选择。”
于都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山水相连、民风淳朴，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整。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于都相对安全。
于都地处中央苏区西南角，是中央苏区的中心腹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中心位置，距瑞金、兴国均为88公里，距宁都99公里。当时，红军主力大都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一带作战，于都是前线部队快速撤离、集结的理想地域。
于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军区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大后方，政治、物质条件都很好。从政治条件看，于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革命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红军在于都集结，能满足保密等政治需要。从物质条件看，于都稻米充足,同时于都人口众多,可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中央红军以足够的补充。
于都县城距离信丰、安远间的敌第一道封锁线较近，抄小路仅9O公里。从于都出发，部队可以快速到达预定地点，乘敌不备突破敌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西转移。
依据耦合协调模型，本文计算得出了河北省11个设区市的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信息化子系统的测度值以及耦合度和协调度，如表2所示。
30多万于都人为长征保密
在于都县城濂溪路北门1号，矗立着一座老建筑——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告诉我们，从于都出发长征之前集结时，毛泽东就住在这里。旧居里居然只陈列少量照片，但从这些珍贵照片中，我们依然可以解读出“长征从于都出发”的密码。
张小平说：“从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军委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集结。”
10月中旬,中革军委颁布命令,将中央党政军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0日傍晚，第一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田心圩、九堡和会昌的石门圩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第二野战纵队先从瑞金九堡、云石山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13日，两个纵队先后到达于都的岭背、禾溪埠、古田一带集结休整。在此前后，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秘密向于都集结。
我们到古田窑塘朱屋的时候，古田窑塘朱屋正在维修。热情的当地群众，向我们介绍了于都集结期间，中革军委在朱屋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当时，会议对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各军团的调动,集结时的具体工作作出了严密的部署。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封锁消息,中革军委还对军委直属纵队和各军团分别授予代号,向各部队发布一系列指令,并将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军团。
集结期间，在于都境内休整的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刘少奇、王稼祥、李维汉、刘伯承、叶剑英、邓小平、凯丰等。
10月16日，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即贡水、贡河、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部队集结于都期间，各军团进行了兵员、武器弹药、粮款的补充。
8.6万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内集结，时间跨度超过10天，直到顺利跨过“长征第一渡，国民党仍然对此一无所知”。站在杨成武将军题字的“长征渡口”石碑前，曾懿华称赞此次集结是一个奇迹。
中央红军各部在于都的集结，为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打好了基础。
于都人民倾其所有支援红军
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阳振乐在他的著述里说：“中央红军在赣南苏区准备突围转移和进行集结休整期间，赣南苏区人民倾其所有，无私奉献，倾力支援和掩护红军突围转移。”于都人民为中央红军长征做出了巨大贡献，34万于都人民全力支援中央红军。
当时，于都河河宽600多米，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于都人民大力支援红军，调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为了搭建浮桥，沿岸群众和县城居民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等一切可用器材都捐献了出来。现在，在当地还留下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一位赵姓老表听说红军架设浮桥需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未完全成熟，红军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他说：“瓜还没有熟，瓜棚不能拆！”他一听，“啪”地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用的木料扛到了于都河边，还特地为红军煮了一担南瓜汤。甚至有一位曾姓老大爷将自己准备用来做棺材的“寿木”也拿来了，红军战士过意不去，执意不收，老大爷发了火，嚷道：“你们是不是嫌我的木材不够好？”
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休整和安全突围,根据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于都县积极组织武装配合红军,牵制和阻击敌人,封锁消息,为中央红军集结转移提供安全保障。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伤亡严重,亟需补充兵员,于都人民积极支持，全县各乡都设置了“拥护红军委员”,积极动员子弟参加红军。中央红军在于都休整结集时,于都县委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将刚加入红军的9700名战士,编为8个补充团,补充到主力军团。红军8.6万人中,中央机关有1万多人,在7万多名红军战士中,于都籍战士占到了十分之一强。
热情好客的于都人民对集结在境内的红军子弟兵，格外亲热，如同家人。当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在《别了，于都河》一文中，这样写道：“这里的乡亲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待我们胜过亲人……他们宁可自己一家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也要腾了宽敞的屋子让我们住。他们帮我们补衣裳、教我们打草鞋，像逢年过节迎亲人一样，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薯、红米饭和可口的菜肴。大娘、表嫂还跑来抢着洗衣服、烧开水，乡苏维埃的同志还捧来铺草……我们在这里住下后，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结下了更深厚的情谊，真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了……”
红军主力军在于都境内集结，吃饭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将近9万人的大部队，一天就吃掉上千担稻谷的米。集结期间，于都人民贡献粮食90万担、银元81.9万块。同时，每天要把上千担稻谷加工成米，也是一项繁重的劳动。为了保证稻米的供应，于都每个乡、每个村、每个屋场甚至每户人家都动员起来了。主要由老人、妇女、儿童组成一支一条龙的队伍：把征集的稻谷，从每家每户挑到一座祠堂，集中几座砻、几个碓，日夜不停地砻米、舂米、筛米。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有一面展壁上挂满了草鞋，在排列中展现出一幅长征路线图。“在中央红军集结于都期间，于都人民为中央红军编制了大量草鞋。辛勤耐劳的于都妇女和老人，在推砻、筛米的空隙里，为红军赶做一双双结实的草鞋。在那一段时间里，很多村坊、屋场直至夜深人静，还此起彼伏地传来木槌在大石头上捶打稻草的响声。”讲解员讲起这一段往事，充满深情，泪眼蒙眬。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将士伤亡极大,当时安置在于都境内的伤病员约6000名。于都县的党政组织将安置6000多名伤病员任务落实到户,禾丰区各家各户都安置了1至2名伤病员,最多的一户安置了7名伤病员。伤员到户,群众待如亲人：一方面精心照料，哪怕自己的家人吃糠咽菜，也要把有限的主粮让给伤病员吃；另一方面又拜能者为师，结伴上山采回草药，为伤病员医治伤病。
在中央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展示着一个藤编的摇篮，这是于都人民义不容辞地接收、抚养各军团红军指挥员的后代，解除他们突围行军的后顾之忧的见证。当时，红军留下的一批家属，也由于都人民负责安排或转移，为了保护她们，不少群众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留下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
于都人民为中央红军长征做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发出“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的感叹
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按照“三人团”的部署，采取的是“搬家”的方式。因此，在于都的青壮年男丁几乎都参加红军的情况下，还要组织一支庞大的运输队伍，随同红军主力一齐行动，任务的艰巨程度，是不难想见的。尽管如此，于都人民还是积极响应政府征集民夫的号召，组织了不下1万人的队伍参加运输队、担架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奉命返回家乡；一部分参加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如：抬当时仅有的一台发报机的谢宝金、段九长，挑弹药的谢紧锦，担架队长曾传辉等。但是绝大部分民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
夜渡于都河迈开长征第一步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我们驻足在中央红军出发地纪念碑前，默颂着碑座左边陆定一手书的《长征歌》第一首：“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曾懿华告诉我们，诗中描述的，是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开始长征的真实写照。
1934年10月17日至21日拂晓，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中央红军将士，从东门等8个渡口，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今天，在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我们可以看到描绘当年红军渡河的油画、情景作品。作品中，红军战士在浮桥上果敢前行，火把在于都河的河面上倒映出闪烁的波光。
据史料记载，渡河时，中央红军是按照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居中，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翼前锋、后卫，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翼前锋、后卫，红五军团为总后卫的队形出发的。
在中央红军出发地纪念园江边，有一个长征渡口。游园的群众告诉我们，当年毛泽东就是从这里过河的。1934年10月17日傍晚至18日拂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同中央第一野战纵队，从于都孟口至古龙嘴浮桥渡过于都河，经于都的黎村、上坪、畚岭等地，于20日到达安远合头；中央第二野战纵队于18日晚至19日拂晓，从于都花桥至洛口塘过河。在此前后，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过河。21日晚,前锋突破敌封锁线,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离开中央苏区,随军西进。
1O月21日至22日晨，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全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离开中央苏区继续西进。
一颗子弹横跨80年重回于都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陈列着一颗81年前从于都出发，80年后重回于都的子弹。这颗子弹的原拥有者是杨得志。1934年7月，杨得志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时，在福建温坊战役中从敌军被俘连长手中缴获了这颗子弹，这颗子弹成为将军对长征的珍贵的记忆，一直伴随他南征北战屡建奇功。2014年10月17日，这颗子弹连同另外两颗子弹，由杨得志之子杨建华捐献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2014年10月17日，于都县举行了“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红军后代、原红军部队代表、党史军史专家等1000余人齐聚于都。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朱德元帅的外孙刘建、黄克诚大将之子黄煦、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徐海东大将之女徐红、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杨得志上将之子杨建华等出席了活动。活动中，杨建华捐献了子弹。
我们虽然没有亲临活动当日的盛况，但却能感受到当年中央红军将士和他们的后辈对于都浓浓的深情。这种浓情，有的化为文字，有的化为行程。杨成武为于都留下了“长征渡口”的石碑题词，陆定一为于都留下了手书《长征歌》第一首，叶剑英为于都留下了为缅怀当年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写的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周恩来为于都留下了“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的感叹……杨建华捐赠子弹后深情地说，希望通过此举让更多的人铭记长征这一伟大壮举，弘扬长征精神；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说，这里是红军的故乡，也是新中国的重要源头，我们要传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争取实现每一个人的中国梦；毛泽东之孙毛新宇发来贺信，说“我很想去现场回顾爷爷走过的足迹，但因工作忙脱不开，故不能前往，谨以此信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预祝主题系列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2015年6月25日逝世的老红军钟明，是长征出发后重回于都定居的红军代表之一。2012年6月29日，钟明在听到《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振奋，与家里人一起在门前燃放了一串长长的鞭炮表示庆祝：“想当年，身边的战友一个个牺牲了，很痛心呀！面对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当好这个接班人，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好好工作，建设好我们这个国家。”
曾懿华对我们说：“如今，于都人民不负中央红军及他们的后代、党和政府的期望，利用一个个纪念馆、博物馆、主题雕塑、旧居、纪念地，利用一块块展板、一张张邮票、一个个情景作品、遗物实盘炒股配资，生动讲述红军长征历史。在于都，连小学生都能对当年红军长征出发的历史侃侃而谈，预示红色基因将在于都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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